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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中國西北的地圖攤開,東天山的位置十分特別:它夾在河西走廊與內陸亞洲山地走廊之間,向北可通蒙古高原與歐亞草原,向西連接中亞,向南則與黃河流域的文明腹地隔山相望。這座山系不僅是地理上的「十字路口」,更可能是史前人群與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近日,一項發表於國際頂級學術期刊《科學》(Science)的研究,以紮實的遺傳學證據系統重建了這片區域的史前人群圖景。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亞歐大陸農牧互動與文明演進團隊,聯合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吉林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以及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等單位,獲得新疆東天山地區11處考古遺址共135例古代個體的全基因組數據,年代跨度約為距今3580年至1546年,構建了覆蓋青銅時代至早期鐵器時代的古基因組時間序列。
研究的核心發現,指向青銅時代東天山人群的「混合出身」。以天山北路墓地為代表的青銅時代主體人群,攜帶著一種此前從未在該地區識別出的遺傳組成:大約一半祖源來自與黃河流域中晚期新石器時代粟作農業人群相關的東亞祖源,另一半則來自與北亞阿爾泰山—準噶爾地區切木爾切克文化相關的人群。
這是目前新疆地區發現的上述兩類人群成分融合的最早遺傳學證據,也是首次從基因組層面清晰揭示:青銅時代的東天山主體人群,本質上是東亞與北亞人群的組合。換句話說,至少在四千年前,來自黃河流域農業人群的血脈,與來自阿爾泰山腳下的草原人群,已經在這條走廊上完成了深層融合。
人群圖景並不單一。研究還發現,青銅時代少數「離群個體」攜帶與中亞南部、蒙古高原和哈薩克斯坦東部相關的人群成分。這些個體提示,東天山當時並非只與兩個方向打交道,而是已經與多個區域發生人群交流,是一個多方向人群會聚與遺傳融合的關鍵節點。
這一結果也為理解粟作農業的傳播提供了新線索。結合考古材料,研究提示粟作農業及相關文化因素向東天山傳播時,不僅涉及作物和技術的傳播,還伴隨著相關人群的遷徙與基因交流——農業的擴散,從來不只是種子的旅行。
進入鐵器時代後,東天山與周邊地區的人群交流進一步增強,但青銅時代形成的東亞—北亞混合遺傳基礎仍得到較高比例延續,顯示出明顯的人群遺傳連續性。與此同時,不同遺址的人群進一步吸收了來自黃河流域、蒙古高原、歐亞草原和中亞南部等方向的遺傳成分,區域內的遺傳多樣性進一步增加。
研究的時間線索尤為耐人尋味:東天山地區多區域人群交流的歷史,遠早於絲綢之路的形成。相關證據將這一持續的人群互動追溯至絲綢之路形成前約1800年,說明連接黃河流域、河西走廊、新疆與歐亞大陸腹地的人群交流通道早已存在。
從更宏大的視角看,這項研究為理解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形成過程提供了關鍵遺傳學證據:中華文明的形成與發展,從來不是孤立封閉的過程,而是多區域互動、交流互鑑與融合共生的結果。東天山的故事,正是這一圖景中生動的一頁。
當然,135例古基因組只是開始。隨著更多遺址的數據積累,東天山乃至整個新疆地區的人群演化史,還將被書寫得更加細緻、更加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