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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中国西北的地图摊开,东天山的位置十分特别:它夹在河西走廊与内陆亚洲山地走廊之间,向北可通蒙古高原与欧亚草原,向西连接中亚,向南则与黄河流域的文明腹地隔山相望。这座山系不仅是地理上的“十字路口”,更可能是史前人群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近日,一项发表于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的研究,以扎实的遗传学证据系统重建了这片区域的史前人群图景。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亚欧大陆农牧互动与文明演进团队,联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吉林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以及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等单位,获得新疆东天山地区11处考古遗址共135例古代个体的全基因组数据,年代跨度约为距今3580年至1546年,构建了覆盖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古基因组时间序列。
研究的核心发现,指向青铜时代东天山人群的“混合出身”。以天山北路墓地为代表的青铜时代主体人群,携带着一种此前从未在该地区识别出的遗传组成:大约一半祖源来自与黄河流域中晚期新石器时代粟作农业人群相关的东亚祖源,另一半则来自与北亚阿尔泰山—准噶尔地区切木尔切克文化相关的人群。
这是目前新疆地区发现的上述两类人群成分融合的最早遗传学证据,也是首次从基因组层面清晰揭示:青铜时代的东天山主体人群,本质上是东亚与北亚人群的组合。换句话说,至少在四千年前,来自黄河流域农业人群的血脉,与来自阿尔泰山脚下的草原人群,已经在这条走廊上完成了深层融合。
人群图景并不单一。研究还发现,青铜时代少数“离群个体”携带与中亚南部、蒙古高原和哈萨克斯坦东部相关的人群成分。这些个体提示,东天山当时并非只与两个方向打交道,而是已经与多个区域发生人群交流,是一个多方向人群会聚与遗传融合的关键节点。
这一结果也为理解粟作农业的传播提供了新线索。结合考古材料,研究提示粟作农业及相关文化因素向东天山传播时,不仅涉及作物和技术的传播,还伴随着相关人群的迁徙与基因交流——农业的扩散,从来不只是种子的旅行。
进入铁器时代后,东天山与周边地区的人群交流进一步增强,但青铜时代形成的东亚—北亚混合遗传基础仍得到较高比例延续,显示出明显的人群遗传连续性。与此同时,不同遗址的人群进一步吸收了来自黄河流域、蒙古高原、欧亚草原和中亚南部等方向的遗传成分,区域内的遗传多样性进一步增加。
研究的时间线索尤为耐人寻味:东天山地区多区域人群交流的历史,远早于丝绸之路的形成。相关证据将这一持续的人群互动追溯至丝绸之路形成前约1800年,说明连接黄河流域、河西走廊、新疆与欧亚大陆腹地的人群交流通道早已存在。
从更宏大的视角看,这项研究为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提供了关键遗传学证据: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从来不是孤立封闭的过程,而是多区域互动、交流互鉴与融合共生的结果。东天山的故事,正是这一图景中生动的一页。
当然,135例古基因组只是开始。随着更多遗址的数据积累,东天山乃至整个新疆地区的人群演化史,还将被书写得更加细致、更加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