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二千年的人群更替：贵州古基因组重写东亚西南部的史前故事

东亚西南部的云贵高原，是连接东亚南部、东南亚与青藏高原的关键地理枢纽，也是研究早期人类迁徙的重要区域。然而，这片土地东部的贵州地区，喀斯特地貌广布，招果洞、牛坡洞、穿洞等遗址出土了大量连续的文化层与人类活动遗存，古DNA研究却长期处于空白状态。

近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科研团队联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贵州省博物馆、四川大学等单位，对贵州招果洞、牛坡洞、清水苑大洞、穿洞、棺材洞、仙人桥洞等8处考古遗址的距今约1.2万年至300年间的50例人骨样本，展开了系统的古基因组研究，最终成功获得36例高质量核基因组数据。研究成果于2026年9月18日发表于《国家科学评论》（National Science Review）。

这项研究填补的空白首先体现在数据上：此前，东亚南方距今1万年左右的核基因组数据仅有个别零星案例（如广西隆林人、福建奇和洞人）。本研究新获5例距今1万年以上的贵州古人群基因组数据（距今约1.2万至1.0万年），使东亚南方该时段的古基因组数量实现倍增，拓展了我们对旧石器时代晚期东亚南方人群遗传多样性的认识。

研究的第一个关键发现，关乎旧石器时代的人群结构。结果显示，旧石器时代贵州古人群携带以云南兴义遗址个体为代表的东亚基部祖先成分——这是一支系统发育地位类似距今4万年的北京田园洞个体和距今8000年的和平文化个体的深度分化亚洲祖先人群。但与邻近的、由深度分化的东亚基部成分主导的云南不同，旧石器时代贵州古人群还额外携有显著比例的东亚北方人群遗传成分，显示出该时期东亚西南部地区存在明显的人群遗传结构分化。

这一发现的学术分量在于时间：此前学界普遍认为，东亚北方人群向南的大规模扩散可能与农业技术人群的扩张密切相关。而本研究表明，早在约1.2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与北方人群相关的遗传成分就已出现在贵州——东亚南北人群的互动比此前认为的更早、更复杂。

考古学上长期存在争议的“小石片石器技术”来源问题，也在这里找到了遗传学线索。贵州遗址出土的石器技术属于这一类型，学界对其来源有“北方狩猎采集者南迁带来”与“本地起源”两种主张。本研究的遗传学证据支持前者：携有北方遗传成分的人群，确实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到达或活动于贵州地区。

研究的第二个关键发现，指向青铜时代前夕一场深刻的人群替代。对距今约4000至2000年的穿洞遗址个体基因组分析显示：至青铜时代，贵州乃至整个东亚西南部已检测不到“兴义EN”所代表的东亚基部祖先成分；穿洞人群的主要遗传成分与云南中部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群高度一致——后者携带南亚语系人群相关的祖源成分，与旧石器时代贵州人群并无直接遗传连续性。这意味着，至少在距今4000年前，来自云南中部、作为南亚语系祖先的人群向东扩散至贵州，基本取代了当地自旧石器时代延续下来的更古老人群。

有意思的是，贵州地区新石器时代出土农业遗存年代较晚、农业生业技术发展相对滞后，但即便农业并不发达，旧石器时代的基部人群也未能延续到青铜时代——这提示，该地人群的生业技术转型，可能伴随着深刻的人群更替。

第三个发现属于历史时期。贵州和广西是中国南方民族多样性最高的区域之一，苗瑶语系和壮侗语系人群长期共存。对距今约1100至300年的贵州岩洞葬人群基因组分析显示，历史时期属于苗瑶语系的贵州岩洞葬人群与广西同时期苗瑶语系人群在遗传上高度同源，而与广西壮侗语系人群存在显著遗传差异——尽管两地已有频繁交流，但语言与文化归属仍在深层塑造着人群互动的格局。

从更大的尺度看，这项研究至少刷新了四重认知：填补了东亚西南部古基因组研究的地理与时间空白；将东亚南北人群基因交流的时间大幅提前至农业技术扩散之前；以确凿证据揭示了青铜时代前夕的重要人群替代事件；阐明历史时期不同语言群体之间的遗传差异。这些发现，为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西南部人群的起源、迁徙与融合，提供了关键的科学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