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rison between ancestral halls and church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novative social governance

作者：石翼飞 来源：品牌

祠堂是中国人举行祭祀礼仪，表达对家族祖先、名贤先哲追思和崇敬之意，对山川、天地、神灵感恩和敬畏之情的房屋场所；教堂是主教、牧师、长老、司铎、修士、修女等神职人员传教布道，举行弥撒、礼拜和圣事的纯宗教活动的场所，是基督教信徒过宗教生活的所在。从分布来看，祠堂散布中国南北，教堂遍及西方各国；从外形上看，祠堂是传统建筑中较为壮美的楼宇，教堂是西式建筑最为精致的殿堂；从供奉的神祗来看，祠堂里有祖先的灵牌，教堂里有神灵的塑像；从表达的情感来看，祠堂里是子孙对祖先的崇拜，教堂里是信徒对神明的信仰，二者不仅是物质形态的建筑，也是精神文化的载体，都能发挥安抚人心、滋润灵魂、充实精神、凝聚力量以及优化社会治理的作用。

一、祠堂与教堂起源、发展的比较

祠堂与教堂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们的出现与发展，从根本上说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精神的需要，是人类意识的物化形态。考察和厘清其起源、发展，须追溯人类最初的生产状态和思维水平，追踪相关民族的兴衰历程，联系具体国家的体制机制。

1.历史起源比较

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的观点，祠堂与教堂的产生和形成应追溯人类最初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人类在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和思维水平。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人们对于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以及人的生死不能理解，也无力控制，于是产生了对于自然的恐惧和崇拜心理，并将这些现象人格化，想象它们有着超自然的伟大力量。由于人们希冀通过祭祀等仪式祈求这些超自然的力量给予自己保护，祠堂（庙宇）与教堂（神庙）作为祭祀的场所，几经演变，最终应运而生。然而，相比西方的海育商业文明较多地凸显个人本位、主张个人探索，中国的河生农业文明更注重经验传承，更加崇敬自己的先辈，因为他们具有更多的生产经验，所以，在先辈去世之后，相信祖先的灵魂不死，而且还能庇护子孙。因此，祠堂的起源相对于教堂而言，除了自然崇拜的原因之外，还掺杂着祖先崇拜的因素。

2.发展历程比较

原始社会的祠堂与教堂，在建筑形态上还只是雏形。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中国社会不断向更为高级的形态演进，原始的祖先崇拜意识代代相承，日益强烈，相关宗庙制度和祭祖规则越来越完整和繁杂，祠堂的建筑形态也越来越庞大和精美，周代出现了宗庙，汉代出现了墓祠，唐代出现了家庙，宋代出现了家祠，明清出现了祠堂，近现代虽遭“土地改革”、“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文化大革命”三次重大冲击，但仍有不少保存下来，从整体看依然具有数量众多、分布广泛、种类多样、功能有别的特征，依然能够体现中华民族的血缘伦理、宗族观念、祖宗崇拜、典章制度、堪舆风水、建筑艺术等多方面的内涵。由此可见，祠堂的发展越来越民间化、世俗化，其发展历程是受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发展共同影响的结果。相比之下，教堂的前身是人类文明“轴心时代”的神庙，最终形成于中世纪，时至今日散布于全球各地，它的发展变化与西方宗教息息相关，可以说教堂就是以建筑形态记录着的西方宗教文化发展变化的历程。

二、祠堂与教堂社会治理机制的比较

祠堂与教堂作为物化的思想意识，其作用于社会的机理相同——马克思所述“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但是由于它们各自的起源、发展存在差异，因此社会治理机制的具体主体、客体、环体、内容、方式等各个方面都不尽相同。

1.运作主体比较

祠堂和教堂之所以能够成为精神性的物质载体，能够对社会发出声音，起到一定的社会治理作用，是因为它们受相关组织及人员的运营和管理。从大的层面看，无论是祠堂和教堂都受所在国家政府一定程度的管控，如我国政府虽然不干涉祠堂和教堂的具体内部事务，但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法规、成立了相应管理部门，对于它们进行引导、监督和规范。除国家机器之外，祠堂内部事务一般由家族权威和经济精英等主导，族人共同参与；而教堂内部事务受教会组织协调（这仅限于国外教堂，因为在我国实行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宗教团体不受外国势力支配），同时也受我国《宗教管理条例》所规定的相关协会和宗教团体的管理，而单个教堂的活动则由主教、牧师、长老、司铎、修士、修女等神职人员以及信徒共同组织开展。由此可见，相对于祠堂来说，教堂运作主体的数量和层次类别较多，组织严密，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2.治理对象比较

祠堂管理的对象一般为族人，这些人一般具有血亲关系。然而，一方面，由于社会发展带来的人口流动、城市化的推进、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自然村庄逐渐消失，社会被分割为小的家庭单元，传统的宗族式家庭和社会传统结构解体，由旧式大家庭到五口之家，再到三口小家乃至夫妻袖珍家庭，我国已进入“小家庭时代”，祠堂对于同宗同族人员的管理作用大不如前；另一方面，由于许多祠堂开辟了图书室、电脑室、棋牌室、台球室等，为周边民众提供文体活动场地，它所能影响的对象范围有扩大的可能，但是由于祠堂里所传播的理念，属于传统文化范畴，没有强制性和排他性，对象的变动性很大。相比之下，教堂管理和作用的对象是信徒，同时由于教堂宣传的教义具有强制性和排他性的，因此这些信徒一旦信教，终其一生接受教会管理，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信众只会在原有基础上逐年增多。

3.治理环境比较

从时代背景看，中华民族在经历了一百多年来批判和否定本民族文化之后，逐步开始了自我反思，积极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一系列自然危机、社会危机和道德危机，对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道德滑坡、诚信缺失以及人的身心矛盾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同时，由于我国政府一贯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作为精神文化的集聚场所，无论是祠堂和教堂，它们都处于展现自我社会治理功能的最佳时期。然而，由于二者所代表的文化内涵不同，它们面临的人文环境也不尽相同：祠堂所传播的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人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承载者，因此对于祠堂文化具有天生的亲和性，同时传统文化讲究和而不同，具有较强的包容性，不会威胁到我们党所倡导的主流意识，不会削弱我们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因此祠堂的治理环境相对宽松；与此相对，教堂所代表的是西方的思想文化，具有全球话语权，这有利于其获得群众的青睐，但同时，它的传播必然受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性的掣肘，加之它所倡导的教义具有排他性，容易陷入与我们党争夺群众的矛盾，这将使教堂处于相对紧张的治理环境。

4.传授内容比较

从整体看，祠堂和教堂所传授的道理都包含仁爱和向善，都含有与信仰相关的思想学说，但是二者有着明显的不同：首先，祠堂传授的内容涵盖儒、释、道三家的理论，教导民众继承和发扬先贤的良好道德品质，加强个人修为锻炼，利用伦理学的知识理论教化和指导百姓，涉及人文关怀；而教堂传授的内容涵盖教宗、教义、教规等，教导民众崇拜和信奉上帝的神圣与全能，加强个人自我救赎，利用宗教学的相关理论来说服和归化民众，涉及终极关怀。其次，祠堂传授的是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天、地、人的和谐相处，具有较强的包容性，而教堂传授的是西方文化，宣扬上帝是唯一的神，具有较强的排他性。再次，祠堂倡导仁、义、忠、孝等国学的基本理念，但这些理论的未经系统梳理，形成知识体系，且各地、各族祠堂传授的典籍和强调的理论不具有统一性，而教堂讲授《圣经》，包含创世说、原罪救赎说、天堂地狱说、顺从驯服说、教会使命说，其思想内容具有系统性，各个教堂传授的典籍和教义具有统一性。

5.传授方式比较

祠堂主要依照崇祖观念和宗法制度，举行祭祀礼仪、记载家族脉络、修缮宗祠、举办私塾、修纂家谱、讲解家训等形式来团结和教化族人，还通过家庭聚拜、婚庆丧葬、抚恤鳏寡等活动来维系群体对宗族的认同；在现代，不少地方，通过开设村文化活动室、举办文化礼堂、开展道德讲堂等形式来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教堂则通过传教、举行弥撒、礼拜、祈祷等宗教活动来传授教义，每一位信徒的婚丧嫁娶等都要到教堂举行宗教仪式，与教堂形成息息相关的联系；在现代，不少教堂通过提供举办免费培训班、暑期留守儿童托管班、加强临终关怀等形式来赢取群众信赖。相比较而言，即使祠堂的各种祭祀活动都能按照习俗如期举行，其开展活动的频率仍远不及教堂高；即使祠堂的各种活动仪式都严格按照习俗规制操办，其形式所具有的神圣感和神秘感仍远不及教堂高；即使参与祠堂活动的人员具有血亲关系，在没有以族田族产作为经济基础、以严格规制作为监督的前提下，家族成员之间联系松散，远没有教堂信众那么亲密。

三、祠堂与教堂社会治理效果的比较

祠堂与教堂作为神圣之地，通过思想感化、引人向善，使人们的心情归于恬静、精神有所栖息、境界得到提升，社会的浮躁与戾气得以沉静和消散，整个社会变得和谐安宁。然而，由于在社会治理具体机制上的差异，祠堂与教堂社会治理的效果也必然有所不同。

1.积极效果比较

祠堂与教堂所倡导思想理念与人类社会的基本道德相符合，都有融合族群、劝人为善、扶贫济困等方面的积极内容。特别是祠堂具有祭祀功能、修谱功能、教化功能、兴学功能、司法功能、抚恤功能、活动功能，它弘扬传统文化，并通过族群内部的管理提升族群成员的道德品质、规范其行为，从小的方面说，它可以密切家族关系、提升族群凝聚力和向心力、接济族内困难人员、增强族人归属感，充实族人精神生活，有利于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团体和谐发展；从大的方面说，祠堂（包括祭祀家族祖先的宗祠、祭祀名人贤达的专祠、祭祀山川日月的祠庙）的兴盛有利于继承和发扬传统美德，并由祠堂所联系的群体扩散到整个社会，缓解社会道德滑坡，形成良好社会风尚。而教堂具有整合社会、带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开展公益事业的积极作用。当前社会条件下，虽然国家从政策及财政方面支持以祠堂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恢复和发展，但由于社会流动性增大、自然村落没落、宗族大家庭的联系淡化，再加上没有固定的组织机构和人员来维护祠堂，维系活动开展，且祠堂所能影响的家庭、群体、人员之间缺乏刚性制度的约束和管理，全凭个人道德自律与情感喜好响应祠堂号召，处于一种十分松散的联系状态，因此祠堂所能发挥的社会积极效应不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相比之下，教堂之间通过教会、协会组织协调，教堂内部则有固定人员维护管理和主持活动，教堂信众具有共同信仰，接受相同制度的约束，且教堂提供终极关怀、慰藉信教群众、调解信众心理，并通过相应仪式提升教堂活动的神圣感，加强身份认同感，一旦信教则终生信教，因此教堂之于社会的积极效应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2.消极效果比较

如果祠堂对宣扬和倡导传统文化不加甄别，则必然掺杂糟粕，例如缺乏民主、科学、自由、法治精神等现代文明，过于强调顺从、牺牲、勤奋、奉献，而淡化独立、自由、公平、权益；倾向于封闭守旧、父家长制、裙带关系、男尊女卑、早婚多育、平均主义，特别是祠堂在强化宗族联系同时，存在孳生狭隘的宗族主义的风险，一旦形成气候，宗族成员势必会依仗家族势力干涉公共权力，破坏基层民主政治，破坏社会有序运转；再如，随着祠堂为代表的传统文化逐步升温，一些已经销声匿迹的封建迷信活动又将死灰复燃，沉渣泛起，阻碍社会的科学发展。教堂作为建筑形态的西方宗教意识，具有排他性的特点，排斥传统文化及其信仰，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具有消弭民族特性的作用，清代著名学者龚自珍说：“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如中国民众大面积信仰西方宗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就是去华夏民族特质而异化为西方民族，无异于中华民族的一种自行消亡。再则，以教堂为物质载体的宗教文化，其所涉及的事务经常与经济问题、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与现实问题、历史问题交织在一起，与国内问题、国际问题交织在一起，教堂非但不能维护社会和谐，反而使得社会治理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最后，境外势力从未放松利用宗教进行渗透活动，尤其利用基督教进行的境外渗透，形式多样，渠道隐蔽，特别是诸如“法轮功”、“实际神”等邪教组织打着宗教的旗号拉拢、腐蚀信教群众，威胁社会主义政权。因此，相对于祠堂的消极后果，教堂的消极后果更具有颠覆性，即使它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确实具有优化治理的作用，使得社会变得更加有序，那也是以取缔社会主义社会主体文化、消亡传承千年的文化根脉为前提。社会固然转好，而“斯族不在”，有何意义！

四、从社会治理角度预判祠堂与教堂发展趋势

进入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信仰体系也随之变革和完善，以祠堂和教堂为物质载体的东、西方信仰文化在中国大地这片热土迎来了发展的最佳时期，然而，究竟谁能先破土发芽，谁能茁壮成长，谁能在社会治理上展示更好的发展前景，一方面要考察内因，即各自进行社会治理的机制体制；另一方要考察外因，即国家机器的牵引和规范。

1.祠堂发展趋势的预判

祠堂是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物质表现形态，它以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制度土壤，以血亲关系为联系纽带，以家庭生产为经济基础，以传统忠孝仁义观念为思维逻辑，以祖先崇拜和先灵不灭为共同崇信，以宗族精英或长辈为运管主导，以祭祀礼仪为主要活动，在封建社会时代是社会治理的主要力量，而在当今时代社会治理的效应十分有限，内因是祠堂所维系的宗族家庭联系松散、运管乏力；外因是社会形态的变更使得家族文化得以生存的制度土壤与经济基础不再存在，社会流动性变大使得宗祠血亲纽带变得淡薄；历史原因是近百年来我们将以祠堂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视为国家积贫积弱、挨打受欺的替罪羊，主动地进行自行消亡运动，砸烂了祖先牌位、烧毁家谱族谱、诋毁了家训家风，没收了祠堂，取缔了祖先崇拜 ，更为致命的是中断了传统文化的代际传承。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亟需从传统文化汲取精神给养，国家财力、物力以及政策方面支持的力度也越来越大，宗祠修缮、家谱修纂、宗亲仪式、民俗节庆等活动越来越兴盛，但是这也只不过是祠堂作为建筑形态的恢复，而作为精神载体的回归还在路上，且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不可能让社会倒退到封建时代，以便重新为祠堂夯实生存的土壤，我们应顺应时代，对祠堂的组织运管形式做相应变化，要使其在新的时代适应新的土壤，并确保其优良本质不发生变异。在此基础上，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尽力修补传承的断痕，使更多的年轻人认同传统文化，喜爱传统文化，自觉按照传统美德规范个人行为。不如此，止步于形态的重塑，而不在精神回归上做文章，那么祠堂的发展将会以没有精神内涵和文化价值的仿古建筑赝品为其终结。

2.教堂发展趋势的预判

教堂是以物质形态呈现的西方宗教意识，是教徒共同的家庭，它严密性的组织和规律性的活动，使其对于信徒的管理和教诲具有较强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其次，教堂中传授的教义强调神的唯一性，对于其它形式的信仰具有较强的排斥性；再则，教堂的相关仪式活能够营造浓厚的神秘氛围，使得信徒在仪式的过程中产生强烈的神圣感；同时，教堂的教义涉及人的终极关怀，使人得到慰藉，归于宁静；基于此，民众会产生强烈的归属感，一旦信教即终生信教，除去自然死亡，教堂中的信徒只会增加，不会减少，相应的，教堂在一个地区的数量也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只不过是增加的速度有快有慢而已：如果当地政府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则信徒数量增长较快，反之则慢。我国一贯坚持宗教信仰自由，实行较为宽松的宗教管理制度，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近年来基层宗教领域呈现出场所建设活跃，信教人数增多，宗教活动频繁等特点。有些地区基督教信教群众的基数较大，占当地人口比重较高，且增速逐年加快，毫不夸张地说，西方宗教文化将会成为继儒、释、道之后中国大地上的又一主要文化形态，并且将迅速崛起并挤占儒释道的空间，迫使它们沦为“历史文化”和非主流文化，直接威逼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原因在于：与历史上佛教东来不同，佛教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经历了中国化的过程，因为当时中国汉族文化居于主导地位，掌握绝对话语权，不中国化、不适应中国的文化传统，则不能在中国生存和传承；而此时的西方教堂文化覆盖全世界，具有全球话语权，且其教义具有系统性和排他性，一旦完全放开，不加控制，那么它的进入将不是使自己中国化，而是要使中国本土文化去中华化。

五、关于优化祠堂与教堂社会治理作用的思考

优化祠堂与教堂社会治理作用，一方面要继续发挥祠堂与教堂在社会治理方面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要果断遏止它们的消极作用。因为涉及到意识形态的问题，具有全局性和不可见性，主观层面须综合把握和长期重视：主要是要引起意识形态管理部门的注意，要从更高的角度、以更长远的目光审视该问题，预见到未来发展趋势和可能产生的后果；客观层面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细化具体措施：做到既实施全局性的战略，进行整体布局，又采取倾向性方案，有针对性的突破。

1.宏观上做好铺垫

促进融合：在理论层面促进以祠堂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将马克思共产主义信仰与中国“大同理想”相联系，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与“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命题相对照，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和为贵”、“物极必反”的思想相辉映，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观点相融合，并以富有民族特色的语言传播和宣教；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的之间互动衔接，为核心价值观注入民族的灵魂，使其更具气质，更富生机。 

加强教育：一方面，在中、小学加大传统文化理念的教学分量，提升青少年的国学素养，增强青少年对于传统文化的亲和力，尽快弥合传统文化代际传承的断痕，同时在社会上提倡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呼唤传统美德回归；另一方，在高校要扭转“无神论无人讲，有神论有人传”的局面，抵制宗教对高校学术的渗透，同时系统地加强科学宗教观教育，教育学生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理解分析宗教、消除宗教的神秘感，提高学生的“防疫”能力。

营造氛围：祠堂文化与民间信仰在基本理念上相通，同属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范畴，具有相同的价值追求，因此，复兴祠堂文化可以与其他形式的传统文化抱团发展，形成合力：关于祖先的祭祀可以与祭祀妈祖、孔子、关公、岳飞、包公、土地公、山神以及民俗节庆活动交相举行，关于祠堂的兴建可以与孔庙、文庙、土地庙、城隍庙的兴建共同推进，营造一种传统文化不同表现形态异彩纷呈、欣欣向荣的景象，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营造氛围。

2.中观上有所倾斜

给予祠堂财政支持：政府每年在财政预算中，为所在地方的宗祠修缮、家谱修纂、宗亲活动预留部分财政基金，一方面减轻宗族内部成员的财务负担，另一方面通过政府行为释放信号，显示政府乐见传统宗祠文化的恢复，鼓励更多祠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给予祠堂政策鼓励：政府出台保护祠堂的法律法规，并对于破坏祠堂的行为予以罚款惩戒，以确保现有祠堂得到保护，对于祠堂的兴建、修缮，在审批流程上予以一定照顾，对于宗祠活动开展得好、传统美德宣传工作组织得好的先进个人或宗族予以褒奖。

给予祠堂人力保障：将祠堂等民间信仰纳入社会治理大格局，并组织成立或者赋予相关组织机构、人员统筹协调、决策部署宗族事务，开展社会服务的权力，确保辖区内宗族事物有人指导、有人协调、有人监督。

控制教堂信徒数目：严格普查辖区信教群众人数，严格执行信教人员登记报备制度，根据本地常住人口数量，争取在不干涉教会内部事宜的前提下，将信众数目控制在一定比率内，避免西方宗教文化占据主导，避免西方教会势力的渗透，干扰政府管理、破坏社会秩序。

控制教堂建筑数目：严格普查辖区信教堂建筑数，严格执行新建教堂相关制度和程序，根据本地常住人口数量，争取在不干涉教会内部事宜的前提下，将教堂建筑控制在一定密度之下，避免西方宗教文化占据主导，避免西方教会势力通过教堂渗透本地。

3.微观上各个突破

完善文化理论体系：鉴于祠堂文化不够系统、不同祠堂强调的理念不一致、以及祠堂家训控制乏力的现状，参照西方教会教义，编订统一的、系统的、生动的、易懂的祠堂教义文本，并向族人普及。同时制定祠堂开展各项活动的时间、程序的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维护制度钢性。

确保仪式庄严神圣：鉴于祠堂各项仪式偏于世俗化，不够严肃、不够神圣的现状，参照西方教会各种仪式活动的进行程式，在保持原有祭祀活动程序前提下，设置与传统相符合的礼仪规范，使相关仪式变得神圣庄严。

引导推介社会贤达：鉴于祠堂缺乏常驻主持人、相关祭祀活动组织不力的现状，政府可根据宗族请求，按照品行良好、德高望重、热衷宗祠事务的原则，向家族推荐社会贤达，使其常驻祠堂，主持相关事务。

加强宗族成员联络：鉴于在没有以族田族产作为经济基础、以严格规制作为监督的前提下，家族成员之间联系松散的现状，政府通过制定祠堂组织原则，形成强化宗族成员内部沟通的机制，或者通过帮助宗族修纂家谱，加强宗族成员联络。

择地建立公共祠堂：鉴于社会发展带来的人口流动加剧、自然村庄消失的现状，政府通过实地调研，在同姓氏人口较为集聚地带建立公共祠堂，帮助其恢复家族的中心和象征，开展宗族祭祀活动。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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