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社會治理視野下祠堂與教會的比較

作者：石翼飛 資料來源：品牌

祠堂是中國人舉行祭祀禮儀，表達對家族祖先、名賢先哲追思和崇敬之意，對山川、天地、神靈感恩和敬畏之情的房屋場所；教堂是主教、牧師、長老、司鐸、 修士、修女等神職人員傳教佈道，舉行彌撒、禮拜和聖事的純宗教活動的場所，是基督教信徒過宗教生活的所在。 從分佈來看，祠堂散佈中國南北，教堂遍及西方各國；從外形上看，祠堂是傳統建築中較為壯美的樓宇，教堂是西式建築最為精緻的殿堂；從供奉的神祗來看，祠堂裡有 祖先的靈牌，教堂裡有神靈的塑像；從表達的情感來看，祠堂裡是子孫對祖先的崇拜，教堂裡是信徒對神明的信仰，二者不僅是物質形態的建築，也是精神文化的載體 ，都能發揮安撫人心、滋潤靈魂、充實精神、凝聚力量、優化社會治理的作用。

一、祠堂與教會起源、發展的比較

祠堂與教堂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它們的出現與發展，從根本上來說都是為了滿足人類精神的需要，是人類意識的物化形態。 考察和釐清其起源、發展，須追溯人類最初的生產狀態和思維水平，追蹤相關民族的興衰歷程，聯繫具體國家的體制機制。

1.歷史起源比較

依照馬克思主義「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基礎決定意識形態」的觀點，祠堂與教堂的產生和形成應追溯人類最初的生產和生活狀況——人類在原始社會的生產力水平和思維水平 。 無論在中國或西方，原始社會生產力水準極端低下，人們對於風、雨、雷、電等自然現像以及人的生死不能理解，也無力控制，於是產生了對於自然的恐懼和崇拜心理，並將這些 現像人格化，想像它們有著超自然的偉大力量。 由於人們希冀透過祭祀等儀式祈求這些超自然的力量給予自己保護，祠堂（廟宇）與教堂（神廟）作為祭祀的場所，幾經演變，最終應運而生。 然而，相較於西方的海育商業文明較多凸顯個人本位、主張個人探索，中國的河生農業文明更注重經驗傳承，更加崇敬自己的先輩，因為他們具有更多的生產經驗，所以，在 先輩過世之後，相信祖先的靈魂不死，還能庇護子孫。 因此，祠堂的起源相對於教堂而言，除了自然崇拜的原因之外，還摻雜著祖先崇拜的因素。

2.發展歷程比較

原始社會的祠堂與教堂，在建築形態上還只是雛形。 隨著生產力不斷發展，中國社會不斷向更高級的形態演進，原始的祖先崇拜意識代代相承，日益強烈，相關宗廟制度和祭祖規則越來越完整和繁雜，祠堂的建築形態也越 來越龐大和精美，周代出現了宗廟，漢代出現了墓祠，唐代出現了家廟，宋代出現了家祠，明清出現了祠堂，近現代雖遭“土地改革”、“合作化和 人民公社運動」、「文化大革命」三次重大衝擊，但仍有不少保存下來，從整體看依然具有數量眾多、分佈廣泛、種類多樣、功能有別的特徵，依然能夠體現中華民族的血緣倫理、 宗族觀念、祖宗崇拜、典章制度、堪輿風水、建築藝術等多面向的內涵。 由此可見，祠堂的發展越來越民間化、世俗化，其發展歷程是受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發展共同影響的結果。 相較之下，教堂的前身是人類文明「軸心時代」的神廟，最終形成於中世紀，時至今日散佈於全球各地，它的發展變化與西方宗教息息相關，可以說教堂就是以建築形態記錄 著的西方宗教文化發展變化的歷程。

二、祠堂與教會社會治理機制的比較

祠堂與教會作為物化的思想意識，其作用於社會的機制相同——馬克思所述“社會意識反作用於社會存在”，但是由於它們各自的起源、發展存在差異，因此社會治理機制的具體 主體、客體、環體、內容、方式等各方面都不盡相同。

1.運作主體比較

祠堂和教堂之所以能夠成為精神性的物質載體，能夠對社會發出聲音，起到一定的社會治理作用，是因為它們受相關組織及人員的運作和管理。 從大的層面來看，無論是祠堂和教堂都受所在國家政府一定程度的管控，如我國政府雖然不干涉祠堂和教堂的具體內部事務，但出台了相關的政策法規、成立了相應管理部門，對於 它們進行引導、監督和規範。 除國家機器之外，祠堂內部事務一般由家族權威和經濟精英等主導，族人共同參與；而教堂內部事務受教會組織協調（這僅限於國外教堂，因為在我國實行獨立自主自辦原則，宗教團體不 受外國勢力支配），同時也受我國《宗教管理條例》所規定的相關協會和宗教團體的管理，而單一教堂的活動則由主教、牧師、長老、司鐸、修士、修女等神職人員以及信徒共同 組織開展。 由此可見，相對於祠堂來說，教堂運作主體的數量和層次類別較多，組織嚴密，具有較強的穩定性。

2.治理對像比較

祠堂管理的對像一般為族人，這些人一般具有血親關係。 然而，一方面，由於社會發展帶來的人口流動、城市化的推進、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自然村莊逐漸消失，社會被分割為小的家庭單元，傳統的宗族式家庭和社會傳統結構解體， 由舊式大家庭到五口之家，再到三口小家乃至夫妻袖珍家庭，我國已進入“小家庭時代”，祠堂對於同宗同族人員的管理作用大不如前；另一方面，由於許多祠堂開闢了 圖書室、電腦室、棋牌室、撞球室等，為週邊民眾提供文體活動場地，它所能影響的對象範圍有擴大的可能，但是由於祠堂裡所傳播的理念，屬於傳統文化範疇，沒有強制性 和排他性，對象的變動性很大。 相較之下，教會管理和角色的對像是信徒，同時由於教會宣傳的教義具有強制性和排他性的，因此這些信徒一旦信教，終其一生接受教會管理，具有很強的穩定性，信眾只會 在原有基礎上逐年增多。

3.治理環境比較

從時代背景看，中華民族在經歷了一百多年來批判和否定本民族文化之後，逐步開始了自我反思，積極回應人類社會面臨的一系列自然危機、社會危機和道德危機，對 解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道德滑坡、誠信缺失以及人的身心矛盾的要求越來越迫切；同時，由於我國政府一貫實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作為精神文化的集聚場所，無論是祠堂和教堂，它們都 處於展現自我社會治理功能的最佳時期。 然而，由於二者所代表的文化內涵不同，它們所面臨的人文環境也不盡相同：祠堂所傳播的理念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國人本身就是中國傳統文化基因的承載者，因此對於祠堂文化具有天生 的親和性，同時傳統文化講究和而不同，具有較強的包容性，不會威脅到我們黨所倡導的主流意識，不會削弱我們黨執政的群眾基礎，因此祠堂的治理環境相對寬鬆； 與此相對，教堂所代表的是西方的思想文化，具有全球話語權，這有利於其獲得群眾的青睞，但同時，它的傳播必然受東西方思維方式差異性的掣肘，加之它所倡導的 教義具有排他性，容易陷入與我們黨爭奪群眾的矛盾，將使教會處於相對緊張的治理環境。

4.傳授內容比較

從整體來看，祠堂和教會所傳授的道理都包含仁愛和向善，都含有與信仰相關的思想學說，但是二者有著明顯的不同：首先，祠堂傳授的內容涵蓋儒、釋、道 三家的理論，教導民眾繼承和發揚先賢的良好道德品質，加強個人修為鍛煉，利用倫理學的知識理論教化和指導百姓，涉及人文關懷；而教堂傳授的內容涵蓋教宗、教義、教規等， 教導民眾崇拜和信奉上帝的神聖與全能，加強個人自我救贖，利用宗教學的相關理論來說服和歸化民眾，涉及終極關懷。 其次，祠堂傳授的是中國傳統文化，講求天、地、人的和諧相處，具有較強的包容性，而教堂傳授的是西方文化，宣揚上帝是唯一的神，具有較強的排他性。 再一次，祠堂倡導仁、義、忠、孝等國學的基本理念，但這些理論的未經系統梳理，形成知識體系，且各地、各族祠堂傳授的典籍和強調的理論不具有統一性，而教堂 講授《聖經》，包含創世說、原罪救贖說、天堂地獄說、順從馴服說、教會使命說，其思想內容具有系統性，各教會傳授的典籍和教義具有統一性。

5.傳授方式比較

祠堂主要依照崇祖觀念和宗法制度，舉行祭祀禮儀、記載家族脈絡、修繕宗祠、舉辦私塾、修纂家譜、講解家訓等形式來團結和教化族人，也透過家庭聚拜、婚慶喪葬 、撫卹鰩寡等活動來維繫群體對宗族的認同；在現代，不少地方，透過開設村文化活動室、舉辦文化禮堂、開展道德講堂等形式來傳播優秀傳統文化。 教堂則透過傳教、舉行彌撒、禮拜、祈禱等宗教活動來傳授教義，每一位信徒的婚喪嫁娶等都要到教堂舉行宗教儀式，與教堂形成息息相關的聯繫；在現代，不少教堂透過 提供舉辦免費培訓班、暑期留守兒童託管班、加強臨終關懷等形式來贏取群眾信賴。 相比較而言，即使祠堂的各種祭祀活動都能按照習俗如期舉行，其開展活動的頻率仍遠不及教堂高；即使祠堂的各種活動儀式都嚴格按照習俗規制操辦，其形式所具有的神聖 感和神秘感仍遠不及教堂高；即使參與祠堂活動的人員具有血親關係，在沒有以族田族產作為經濟基礎、以嚴格規製作為監督的前提下，家族成員之間聯繫鬆散，遠沒有教堂 信眾那麼親密。

三、祠堂與教會社會治理效果的比較

祠堂與教堂作為神聖之地，透過思想感化、引人向善，使人們的心情歸於恬靜、精神有所棲息、境界得到提升，社會的浮躁與戾氣得以沉靜和消散，整個社會變 得和諧安寧。 然而，由於社會治理具體機制上的差異，祠堂與教會社會治理的效果也必然有所不同。

1.正面效果比較

祠堂與教會所倡導思想理念與人類社會的基本道德相符合，都有融合族群、勸人為善、扶貧濟困等方面的正面內容。 特別是祠堂具有祭祀功能、修譜功能、教化功能、興學功能、司法功能、撫卹功能、活動功能，它弘揚傳統文化，並透過族群內部的管理提升族群成員的道德品質、規範其行為，從小的 方面說，它可以密切家族關係、提升族群凝聚力和向心力、接濟族內困難人員、增強族人歸屬感，充實族人精神生活，有利於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族團體和諧發展；從大的方面說，祠堂 （包括祭祀家族祖先的宗祠、祭祀名人賢達的專祠、祭祀山川日月的祠廟）的興盛有利於繼承和發揚傳統美德，並由祠堂所聯繫的群體擴散到整個社會，緩解社會道德滑坡， 形成良好社會風尚。 而教堂具有整合社會、帶動經濟發展、促進社會穩定、開展公益事業的正面作用。 在當前社會條件下，雖然國家從政策及財政方面支持以祠堂為代表的傳統文化的恢復和發展，但由於社會流動性增大、自然村落沒落、宗族大家庭的聯繫淡化，再加上沒有固定的 組織機構和人員來維護祠堂，維繫活動開展，且祠堂所能影響的家庭、群體、人員之間缺乏剛性制度的約束和管理，全憑個人道德自律與情感喜好響應祠堂號召，處於一種十分鬆散 的連結狀態，因此祠堂所能發揮的社會正向效應不具有持續性與穩定性。 相較之下，教會之間透過教會、協會組織協調，教會內部則有固定人員維護管理和主持活動，教會信眾具有共同信仰，接受相同製度的約束，且教會提供終極關懷、慰藉信教群眾、調解 信眾心理，並透過相應儀式提升教堂活動的神聖感，加強認同感，一旦信教則終生信教，因此教堂之於社會的正面效應具有較強的穩定性和持續性。

2.負效果比較

如果祠堂對宣揚和倡導傳統文化不加甄別，則必然摻雜糟粕，例如缺乏民主、科學、自由、法治精神等現代文明，過於強調順從、犧牲、勤奮、奉獻，而淡化獨立、自由 、公平、權益；傾向封閉守舊、父家長制、裙帶關係、男尊女卑、早婚多育、平均主義，特別是祠堂在強化宗族聯繫同時，存在孳生狹隘的宗族主義的風險，一旦形成氣候，宗族成員勢必 會依仗家族勢力干涉公共權力，破壞基層民主政治，破壞社會有序運轉；再如，隨著祠堂為代表的傳統文化逐步升溫，一些已經銷聲匿蹟的封建迷信活動又將死灰復燃，沉渣泛起，阻礙社會 的科學發展。 教堂作為建築形態的西方宗教意識，具有排他性的特點，排斥傳統文化及其信仰，對於中華民族而言具有消弭民族特性的作用，清代著名學者龔自珍說：「欲滅其族,必先滅其 文化”，如中國群眾大面積信仰西方宗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就是去華夏民族特質而異化為西方民族，無異於中華民族的一種自行消亡。 再則，以教堂為物質載體的宗教文化，其所涉及的事務經常與經濟問題、政治問題交織在一起，與現實問題、歷史問題交織在一起，與國內問題、國際問題交織在一起，教堂非但 不能維護社會和諧，反而使得社會治理變得更加複雜和困難。 最後，境外勢力從未放鬆利用宗教進行滲透活動，尤其利用基督教進行的境外滲透，形式多樣，渠道隱蔽，特別是諸如“法輪功”、“實際神”等邪教組織打著宗教的旗號拉攏、腐蝕信教 群眾，威脅社會主義政權。 因此，相對於祠堂的負面後果，教堂的負面後果更具顛覆性，即使它對於社會主義社會確實具有優化治理的作用，使得社會變得更加有序，那也是以取締社會主義社會主體文化、消亡 傳承千年的文化根脈為前提。 社會固然轉好，而“斯族不在”，有何意義！

四、從社會治理角度預判祠堂與教會發展趨勢

進入轉型期的中國社會，信仰體係也隨之變革和完善，以祠堂和教堂為物質載體的東、西方信仰文化在中國大地這片熱土迎來了發展的最佳時期，然而，究竟 誰能先破土發芽，誰能茁壯成長，誰能在社會治理上展現更好的發展前景，一方面要考察內因，即各自進行社會治理的機制體制；另一方要考察外因，即國家機器的牽引 和規範。

1.祠堂發展趨勢的預判

祠堂是中國傳統家族文化的物質表現形態，它以封建土地所有製為制度土壤，以血親關係為聯繫紐帶，以家庭生產為經濟基礎，以傳統忠孝仁義觀念為思維邏輯，以祖先崇拜和 先靈不滅為共同崇信，以宗族精英或長輩為運管主導，以祭祀禮儀為主要活動，在封建社會時代是社會治理的主要力量，而在當今時代社會治理的效應十分有限，內因是 祠堂所維繫的宗族家庭聯繫鬆散、運管乏力；外因是社會形態的變更使得家族文化得以生存的製度土壤與經濟基礎不再存在，社會流動性變大使得宗祠血親紐帶變得淡薄；歷史原因是 近百年來我們將以祠堂為代表的傳統文化視為國家積貧積弱、挨打受欺的替罪羊，主動地進行自行消亡運動，砸爛了祖先牌位、燒毀家譜族譜、詆毀了家訓家風， 沒收了祠堂，取締了祖先崇拜 ，更為致命的是中斷了傳統文化的代際傳承。 在這種情況下，雖然轉型期的中國社會亟需從傳統文化汲取精神給養，國家財力、物力以及政策方面支持的力度也越來越大，宗祠修繕、家譜修纂、宗親儀式、民俗節慶 等活動越來越興盛，但這只不過是祠堂作為建築形態的恢復，而作為精神載體的回歸還在路上，且路漫漫其修遠兮。 我們不可能讓社會倒退到封建時代，以便重新為祠堂夯實生存的土壤，我們應順應時代，對祠堂的組織運管形式做相應變化，要使其在新的時代適應新的土壤，並確保其 優良本質不發生變異。 在此基礎上，大力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盡力修補傳承的斷痕，使更多的年輕人認同傳統文化，喜愛傳統文化，自覺按照傳統美德規範個人行為。 不如此，止步於形態的重塑，而不在精神回歸上做文章，那麼祠堂的發展將會以沒有精神內涵和文化價值的仿古建築贗品為其終結。

2.教會發展趨勢的預判

教會是以物質形式呈現的西方宗教意識，是教徒共同的家庭，它嚴密性的組織和規律性的活動，使其對於信徒的管理和教誨具有較強的持續性和穩定性；其次 ，教堂中傳授的教義強調神的唯一性，對於其它形式的信仰具有較強的排斥性；再則，教堂的相關儀式活能夠營造濃厚的神秘氛圍，使得信徒在儀式的過程中產生強烈的神聖 感；同時，教會的教義涉及人的終極關懷，使人得到慰藉，歸於寧靜；基於此，民眾會產生強烈的歸屬感，一旦信教即終生信教，除去自然死亡，教堂中的信徒只會增加， 不會減少，相應的，教堂在一個地區的數量也只會增加而不會減少，只不過是增加的速度有快有慢而已：如果當地政府實行宗教寬容政策，則信徒數量增長較快，反之 則慢。 我國一貫堅持宗教信仰自由，實行較為寬鬆的宗教管理制度，隨著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近年來基層宗教領域呈現出場所建設活躍，信教人數增多，宗教活動頻繁等特點。 有些地區基督教信教群眾的基數較大，佔當地人口比重較高，且增速逐年加快，毫不誇張地說，西方宗教文化將會成為繼儒、釋、道之後中國大地上的又一主要文化 形態，並且將迅速崛起並擠佔儒釋道的空間，迫使它們淪為「歷史文化」和非主流文化，直接威逼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 原因在於：與歷史上佛教東來不同，佛教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經歷了中國化的過程，因為當時中國漢族文化居於主導地位，掌握絕對話語權，不中國化、不適應中國的文化傳統 ，則不能在中國生存和傳承；而此時的西方教堂文化覆蓋全世界，具有全球話語權，且其教義具有系統性和排他性，一旦完全放開，不加控制，那麼它的進入將不是使 自己中國化，而是要讓中國本土文化去中華化。

五、優化祠堂與教會社會治理角色的思考

優化祠堂與教會社會治理作用，一方面要繼續發揮祠堂與教會在社會治理方面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要果斷遏制它們的消極作用。 因為涉及意識形態的問題，具有全局性和不可見性，主觀層面須綜合把握和長期重視：主要是要引起意識形態管理部門的注意，要從更高的角度、以更長遠的目光審視該 問題，預見未來發展趨勢和可能產生的後果；客觀層面須加強頂層設計和細化具體措施：做到既實施全局性的戰略，進行整體佈局，又採取傾向性方案，有針對性的突破。

1.宏觀做好鋪墊

促進融合：在理論層面促進以祠堂為代表的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融合，將馬克思共產主義信仰與中國「大同理想」相聯繫，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與「天行有常， 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的命題相對照，將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與「和為貴」、「物極必反」的命題相輝映，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與「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 為心」觀點融合，並以富有民族特色的語言傳播和宣教；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與傳統文化的之間互動銜接，為核心價值注入民族的靈魂，使其更具氣質，更富生機。  

加強教育：一方面，在中、小學加大傳統文化理念的教學分量，提升青少年的國學素養，增強青少年對於傳統文化的親和力，盡快彌合傳統文化代際傳承的斷痕，同時在社會 上提倡繼承優秀傳統文化，呼喚傳統美德回歸；另一方，在高校要扭轉「無神論無人講，有神論有人傳」的局面，抵制宗教對高校學術的滲透，同時系統地加強科學宗教觀教育，教育 學生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理解分析宗教、消除宗教的神秘感，提升學生的「防疫」能力。

營造氛圍：祠堂文化與民間信仰在基本理念上相通，同屬於中華傳統文化的範疇，具有相同的價值追求，因此，復興祠堂文化可以與其他形式的傳統文化抱團發展，形成合力：關於 祖先的祭祀可以與祭祀媽祖、孔子、關公、岳飛、包公、土地公、山神以及民俗節慶活動交相舉行，關於祠堂的興建可以與孔廟、文廟、土地廟、城隍廟的興建共同推進，營造一種 傳統文化不同表現形態異彩紛呈、欣欣向榮的景象，為優秀傳統文化的全面復興營造氛圍。

2.中觀有所傾斜

給予祠堂財政支持：政府每年在財政預算中，為所在地方的宗祠修繕、家譜修纂、宗親活動預留部分財政基金，一方面減輕宗族內部成員的財務負擔，另一方面透過政府 行為釋放訊號，顯示政府樂見傳統宗祠文化的恢復，鼓勵更多祠堂如雨後春筍般出現。

給予祠堂政策鼓勵：政府出台保護祠堂的法律法規，並對於破壞祠堂的行為予以罰款懲戒，以確保現有祠堂得到保護，對於祠堂的興建、修繕，在審批流程上予以一定照顧，對於 宗祠活動開展得好、傳統美德宣傳工作組織得好的先進個人或宗族予以褒獎。

給予祠堂人力保障：將祠堂等民間信仰納入社會治理大格局，並組織成立或賦予相關組織機構、人員統籌協調、決策部署宗族事務，開展社會服務的權力，確保轄區內宗族事物有人指導 、有人協調、有人監督。

控制教會信徒數目：嚴格普查轄區信教群眾人數，嚴格執行信教人員登記報備制度，根據本地常住人口數量，爭取在不干涉教會內部事宜的前提下，將信眾數目控制在一定比率內， 避免西方宗教文化佔據主導，避免西方教會勢力的滲透，幹擾政府管理、破壞社會秩序。

控制教堂建築數目：嚴格普查轄區信教堂建築數，嚴格執行新建教堂相關制度和程序，根據本地常住人口數量，爭取在不干涉教會內部事宜的前提下，將教堂建築控制在一定密度之 下，避免西方宗教文化佔據主導，避免西方教會勢力透過教會滲透本地。

3.微觀上各個突破

完善文化理論體系：鑑於祠堂文化不夠系統、不同祠堂強調的理念不一致、以及祠堂家訓控制乏力的現狀，參照西方教會教義，編製統一的、系統的、生動的、易懂的祠堂教義 文本，並向族人普及。 同時制定祠堂進行各項活動的時間、程序的規章制度，並嚴格執行，維護制度鋼性。

確保儀式莊嚴神聖：鑑於祠堂各項儀式偏於世俗化，不夠嚴肅、不夠神聖的現狀，參照西方教會各種儀式活動的進行程式，在保持原有祭祀活動程序前提下，設置與傳統 相符合的禮儀規範，使相關儀式變得神聖莊嚴。

引導推廣社會賢達：鑑於祠堂缺乏常駐主持人、相關祭祀活動組織不力的現狀，政府可根據宗族請求，按照品行良好、德高望重、熱衷宗祠事務的原則，向家族推薦社會賢達，使其 常駐祠堂，主持相關事務。

加強宗族成員聯絡：鑑於在沒有以族田族產作為經濟基礎、以嚴格規製作為監督的前提下，家族成員之間聯繫鬆散的現狀，政府透過制定祠堂組織原則，形成強化宗族成員內部 溝通的機制，或透過幫助宗族修纂家譜，加強宗族成員聯絡。

擇地建立公共祠堂：鑑於社會發展帶來的人口流動加劇、自然村莊消失的現狀，政府透過實地研究，在同姓氏人口較為集聚地帶建立公共祠堂，幫助其恢復家族的中心和象徵， 開展宗族祭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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