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業新聞：古DNA與同位素證據揭示中國北方粟作農業的「第三種路徑」

2026年8月，四川大學考古科學中心張帆團隊在Cell Press旗下期刊《Current Biology》線上發表研究（2026年7月14日），透過對河北康保興隆遺址古人類遺存的古基因組與穩定同位素綜合分析，提出了農業起源的「第三種路徑」假說，為全球農業起源理論提供了來自東亞的關鍵實證。

兩大經典模型之外的東亞案例

長期以來，國際學術界關於農業起源與傳播主要存在兩類經典模型：一類是以歐洲為代表的「外來人群遷徙替換」模式——農業擴散伴隨大規模人口更替；另一類是以西南亞為代表的「本地採集群內部劇烈分化與空間重組」模式。中國北方作為粟、黍旱作農業的起源中心之一，其人群動態與生業轉型之間的關係始終缺乏直接的生物考古證據，導致東亞案例長期游離於全球比較視野之外。

興隆遺址：連續1500年的本地基因池

研究團隊聚焦位於蒙古高原東南緣的河北康保興隆遺址，對距今約9000至5500年的11例人骨遺存展開了高通量古基因組測序與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結果顯示，跨越約1500年的興隆個體在遺傳結構上高度一致，代表一支全新世早期持續延續的本地祖源基因池，未發現外來人群大規模替換的跡象。

同位素食譜重建則呈現了生業模式的顯著轉折：距今約9000年時，先民食物以C3類野生植物為主；至距今約7500年，已明確轉向大量消費粟、黍等C4作物，與遺址中直接測年約7500年前的小米遺存完全吻合。兩項證據共同表明，中國北方早期粟作農業的興起，是在本地人群長期延續的遺傳背景下獨立完成的經濟形態跨越，而非外來人口遷入所致。

「第三種路徑」：人群連續性與生業本地轉型並行

這一路徑的核心可概括為「人群連續性」與「生業本地轉型」並行。興隆遺址中，定居強化與粟作農業大體同步，人群在遺傳連續與文化延續的框架下平穩過渡，既無人口替換，也無社會結構的劇烈重組。研究首次從直接古DNA證據層面證實，農業轉型並非必然伴隨大規模人口替換或社會結構劇變，修正了長期流行的學術假說。

家庭結構、人口動態與區域互動

親緣關係分析顯示，興隆遺址同穴或同房址合葬的個體普遍存在密切血緣關係，可識別出母親與子女、父母與兒子等核心家庭單元，表明以血緣為紐帶的家庭結構已成為當時社會組織的重要基礎。有效群體大小估算表明，該人群未出現近期近親婚配，且在農業出現後約1500年間人口規模總體較低，並未立即爆發式增長——食物生產、定居生活與人口擴張之間並非簡單同步。

區域文化互動方面，興隆人群與同時期黃河中游仰韶—龍山文化、黃河下游大汶口文化及西遼河紅山文化人群之間存在明顯遺傳差異，表明中國北方農業並非由單一中心輻射擴散，而是多個生態區內本地採集人群各自獨立走向農業化。隨著粟作農業發展，這些原本分立的區域人群之間發生了長期、持續且平和的基因交流，仰韶與紅山文化人群中逐步融入興隆相關祖源成分。這一互動模式未引發替代或衝突，為理解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提供了來自遺傳學的新線索。

（內容依據四川大學考古科學中心發布及Current Biology論文資訊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