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一千年前的“小米之路”：东胡林等七例古基因组，如何证明粟作农业的本地起源？

粟黍农业的兴起，深刻改变了中国北方史前人群的生活方式，也为东亚文明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最早开始利用和栽培小米的人群究竟从何而来？从早期的植物利用到粟作农业逐渐强化，这一过程主要由本地人群推动，还是伴随着外来农业人群的大规模迁入？长期以来，这些问题因缺乏早期粟作相关人群的直接遗传学证据，始终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

近日发表于《科学进展》（Science Advances）的一项研究，为这一问题带来了新的关键证据。北京大学生物医学前沿创新中心黄岩谊、庞玉宏团队，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朝洪教授团队、吴小红教授团队及相关文物考古机构合作，对北京东胡林遗址以及河北张家口邓槽沟梁遗址、四台遗址的7个古代个体进行了全基因组分析，并结合碳十四测年与稳定同位素证据，揭示了距今约11000年至7300年间人群的遗传延续与交流历史。论文于2026年10月16日正式刊出，题目为《Early Neolithic genomes suggest a local origin for millet farmers in East Asia》。

三个遗址构成了一段跨越三千余年的研究序列：东胡林遗址位于北京门头沟区，正处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关键阶段，出土的炭化粟黍、陶器和石制工具，为认识最早期小米的利用与定居生活提供了重要资料；与其地理位置相近的邓槽沟梁和四台遗址，则记录了较东胡林晚一个阶段的粟作农业发展状况。正是这段连续的时间跨度，让研究者得以观察小米从最初被利用到粟作农业逐步强化的完整过程。

研究团队成功获得了东胡林3个个体（距今约11000年、10700年和9200年），以及邓槽沟梁、四台遗址各2个个体的高质量全基因组数据。对东胡林个体的分析显示，其遗传联系紧密，支持了该遗址早期到晚期人群之间的遗传连续性；这些个体与同时期黑龙江流域狩猎采集人群具有较近的遗传关系，揭示了全新世早期东亚北方内陆人群之间的深层祖源联系。

进一步的比较发现，邓槽沟梁和四台人群与东胡林人群在遗传上高度相近，同属东亚北方内陆的一个遗传分支。其中，邓槽沟梁人群保留了与东胡林最密切相关的祖源，未发现显著的外来遗传成分混合，表明这一本地遗传背景延续了三千余年。换言之，在这段漫长岁月里，北方内陆的遗传主体保持了相当的稳定性，并没有被一波波外来人群所替代。

值得注意的是，在人群祖源延续的同时，饮食结构却发生了明显变化。团队获取了这三个遗址及裕民遗址共19个个体的碳、氮稳定同位素数据：较早的东胡林人群主要依赖C3类食物资源，同时摄入少量C4类资源；而较晚的邓槽沟梁和四台人群则显示出较高的C4类资源摄入水平。结合考古学证据，这反映了粟黍等C4类作物在饮食中的地位逐渐上升。遗传背景的延续与饮食结构的转变共同支持了该研究区域粟作农业的发展主要发生在本地人群基础之上，为早期粟作人群的本地起源提供了遗传学支持，也说明农业发展可以发生在人群祖源相对稳定的背景下。

本地祖源的延续，也伴随着跨区域的人群交流。研究发现，四台与裕民人群在本地祖源基础上吸收了北方相关遗传成分：在拟合较好的模型中，二者约70%—80%的祖源来自东胡林所代表的本地来源，其余约20%—30%与贝加尔湖或蒙古地区古代人群有关。研究还发现，东胡林相关祖源参与了贝加尔湖、蒙古地区早期狩猎采集人群的形成，提示中国北方与贝加尔湖、蒙古地区之间存在长期的遗传交流；这种祖源联系还延伸至西辽河流域及雷公山、郑家沟等更晚的新石器中期人群，为追溯后续粟作人群的形成提供了线索。

研究还带来一个饶有趣味的细节：在距今约9200年的东胡林个体M2中，研究者发现了EGLN1低氧适应相关变异，提示这一变异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东亚北方内陆人群中已经存在；其后续的传播和受到自然选择的过程尚不明确，有待未来更多新数据揭示。

黄岩谊教授表示，这项研究综合运用了古基因组学、考古遗存与饮食证据等多学科方法，揭示了该区域从早期小米利用到粟作农业强化过程中的遗传连续性和粟作相关人群的本地起源，同时展现了北方内陆人群与周边群体之间的交流及其对后续人群形成的影响，为理解东亚粟作农业发展与人群历史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直接证据。当然，由于目前尚缺乏本地区小米利用之前的狩猎采集者基因组数据，其与最初小米利用者之间是否存在遗传连续性，仍有待进一步验证。